本文作者马勤勤副研究员
摘要
民国初年，《中华妇女界》与《妇女杂志》先后刊出两篇《女小说家》，主要译者为包天笑与周瘦鹃，皆为通俗小说界的代表人物。他们以不同的翻译策略塑造了两个形象相异的西方女小说家形象，内里蕴含了对女性写作小说的赞同或否定态度。将两篇小说还原到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可以复原当时小说场域中的嘈杂声音及其相应支点。两篇小说表面看似对立，但却存在着深层的文本的“复义”与参与的“互文”，呈现出两位译者对古今中西文化资源的权衡博弈与参差挪用。借此，可以使“鸳鸯蝴蝶派”的翻译小说从单一的文学评价的层面解放，揭示其在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上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
通俗翻译；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女小说家》
引言
民国初年，有两篇名为《女小说家》的报载小说：其一发表在年的《中华妇女界》，署“天笑、毅汉译”；另一出现在年的《妇女杂志》，作者署“拜兰”，即周瘦鹃。在近代中国，包天笑与周瘦鹃都是熠熠生光的名字，前者被誉为“通俗盟主”“无冕之王”，后者则“几乎撑起了上海大众文坛的‘半爿天’”。有趣的是，发表两篇《女小说家》的《妇女杂志》和《中华妇女界》，同样也是民国女界刊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双子星”。两刊于年1月同时在上海创刊，背后的主持者分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作为近代最有实力的两家出版机构的主办刊物，它们甫一出版就受到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