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住在古楼港脚的王子彬从事捕鱼业30多年，与孩子王志伟于当地时间26日晚上8时出海捕鱼。9时30分，海上突然起了一波大浪把鱼船打翻了，两人跌入海中。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位于河池城区东风社区的数十位老渔民，打鱼一生，从每日打鱼近百斤，到每日仅捕鱼3斤多——犹如经历着一部龙江鱼虾的“兴衰史”。由于龙江被污染，河内鱼虾急剧减少等原因，如今社区内的渔民已锐减至10余户。还有更多的老渔民，或将被迫放下多年营生的活计。
根源的差异，也使得“罪感文化”和“礼文化”的“导人以善”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前者倚重内部力量，后者更多依靠外部力量。西方人注重个人主义观念，“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通过该标准发展人的良心，其向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即强调内因：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上便会感到不安。中国礼文化注重集体主义观念，“礼文化”之“礼”，一方面也要求节欲存理，控制本能欲望，另一方面，“礼”更表现为具体的集体行为规范，如一整套制度仪式，是德的保证。《荀子?修身》写到：“礼者， 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颜元曰：“身有礼则身修。”礼就是要端正人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要是通过学礼、用礼、保礼的礼教来熏陶人们的道德品质，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保证社会道德准则的实施。即“礼仪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外部的促醒和推动，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制度、规则或舆论压力来促其向善；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自然而强大。 三、“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影响下的中西文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