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城墙的十八座城门里，有这样一座“外交之门”——含光门，寓意“含弘光大”，它如同加盖在丝路起点上的一方印章，见证了出使西域的浩荡商队荡起的黄沙，聆听过鸿胪客馆中久久萦绕的异域驼铃，送走无数绫罗绸缎、瓷器，迎来一车车满载的石榴和胡桃，含光门是外交之门，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在含光门内东侧设有主管外交和民族事务的鸿胪寺，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肤色、语言各不相同的使节，面对不同国家的语言，能够流畅交流成为了很大的难题，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地位不高，名声不显，却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离不开的帮手。他们就是翻译官，用语言打天下、看世界。
翻译这个职业在我国由来已久，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不一，与境外的往来也很频繁，因此历朝历代都设有专职翻译机构。
关于翻译官最早的记述出现在周朝，那时的“译”专职从事北方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礼记·王制》如是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与今天相比，那时的翻译官更像懂方言的信使，负责将大王的话传达给周边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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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官员示意图
汉景帝时期称“大行令”，汉武帝时期，改名为了“大鸿胪”机构，掌管边疆诸侯事务，负责对外联络，建立友好关系。“大鸿胪”的主管称“译官令”，辅佐的官员称作“丞”。为培养翻译人才，汉朝时期，官府还设有专门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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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官员示意图
唐朝时期，朝廷设有“鸿胪寺”，翻译官称作“译语”，由二十人构成。除此之外，中书省也设置一定数量的“直中书译语”。到了唐代，鸿胪寺机构完善，设置鸿胪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主簿、录事、及府、史、亭长、掌固等数人，掌管典客、司仪两个官署，编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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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使图》
宋朝科举考试增加了翻译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考试内容。宋代出版的《翻译名义集》记载：古代精通“六蛮语”的翻译官称作“像胥”、主管“七戎”的是“狄鞮”、负责“八狄”事务称作“译知”、负责“九夷”事务的称作“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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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员
明朝初年，明太祖诏命应天府设立了“会同馆”，编撰《华夷译语》等工具书，以便于对外交往时解决语言障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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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员示意图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实现“大一统”的国家。清代开设满汉翻译科，主要是为了选拔一些懂得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员。这些双语人才供职在清朝统治系统内部的各个岗位，有巡抚、都统、笔帖式、中书、翻译庶吉士等，为清政府管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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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示意图
家喻户晓的和珅，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语言天才，他自小聪颖，博学强记，精通汉、满、蒙、藏四门语言，满朝文武，也仅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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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
由于具备独特的语言优势，和珅常常用多种文字帮助乾隆拟定诏书、翻译少数民族地区呈朝廷的奏文。年之后还多次负责接待各国使者。毕竟“陈宫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甘夫也叫堂邑父，生卒不详的匈奴人。公元前年，汉武帝任命甘夫为张骞出使大月氏国的向导翻译。《史记》中明确记载甘夫“善射”，身强体壮还有武艺傍身，甘夫就这样成为了百人探险队伍里的重要成员。甘夫能够在绝境之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帮助张骞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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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
一陆一海两条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外贸的两条大动脉。同为外贸道路随从翻译，与甘夫在史记上寥寥数笔的记载不同，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朝通事马欢，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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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欢
马欢是回族穆斯林，因为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曾随郑和船队三次下西洋，同时肩负外事翻译以及中华文化传播的重任。马欢将下西洋时二十多个国家的航路、海潮、地理、国王、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交易、货币和野生动植物等状况记录成文，在景泰二年(年)串缀成《瀛涯胜览》一书。该书为研究“郑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的原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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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群人在涉外场合上从容奔波，却很少能站到聚光灯的下面。他们精通外语，凭借过硬的语言素质为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牵线搭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有时甚至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在中国历史的各个节点上，都活跃着翻译官们的身影，虽然很少被人提及，但不得不说，他们也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来源：西安文旅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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