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公益援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b0%91%e5%b9%b4%e7%99%bd%e7%99%9c%e9%a3%8e%e9%98%b2%e6%b2%bb%e6%8f%b4%e5%8a%a9%e9%a1%b9%e7%9b%ae/22039760?fr=aladdin随着影片《无问西东》的热播，西南联大缔造的奇迹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年考入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求学七年，为什么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呢？何先生引邹承鲁院士的话回答：“就两个字：自由”。今天给大家分享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从中，我们可以跟随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近距离感受西南联大的风采……
自由散漫的作风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比如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没有什么。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起来，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及的。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那就是选修了。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没什么内容，简直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上。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像文、法学院其他专业，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即便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必修。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管。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