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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健从五道口到五道口的非著名导演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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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别生气

你知道的

今天不搞点标题*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混小编圈

不过

梁导我是真的请来了!

但是今天,不聊电影

他想和你们谈谈人类学

掌声有请

本期人物

梁君健,博士,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

梁君健分别于年和年在清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博士学位,讲授课程包括《新闻摄影》,《影视制作》和《清新视界工作坊》,研究兴趣集中在影视传播、媒介与社会、影视人类学等方向,在《传播与社会学刊》、《国际新闻界》、《当代电影》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并在世界人类学大会、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等国外学术会议上报告自己的影视人类学研究与实践成果。

梁君健从年起开始进行纪录片创作,主要纪录片作品包括《大一》(年,90分钟,导演),《戏末》(年,分钟,导演),《向左看齐》(年,90分钟,导演),《一张宣纸》(年,89分钟,联合导演)《喜马拉雅天梯》(年,89分钟,联合导演)等。纪录片作品《纪》(年,90分钟,摄影)入围当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联合导演的人类学纪录片《一张宣纸》获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主展映单元评委会提名奖,联合导演的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获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受观众喜爱纪录片奖,影片还被相关部门列为年度北京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和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

现代人类学田野方法论的创建:

詹姆斯·弗雷泽与鲍德温·斯宾塞新解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学科范式转变,“田野工作”(fieldwork)成为重要的区分标准。本文以詹姆斯·弗雷泽和鲍德温·斯宾塞的通信以及后者的田野日记为主要研究材料,考察了二人在现代人类学田野方法论创建过程中的历史贡献。虽然弗雷泽自己并没有展开过实地的人类学调研,但他和斯宾塞在通信讨论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对于田野工作的基本观念;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宾塞在长期的人类学探险活动中已经实质性地展开了具有现代人类学特征的田野工作。弗雷泽和斯宾塞对于人类学方法论的贡献呈现出了摇椅人类学家的更加丰富的面向,不仅能够补充我们对于弗雷泽这位学术大家的整体认识,而且也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的方法论自觉的形成,提供了具体的参照。

关键词:斯宾塞,弗雷泽,人类学范式转型,田野工作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人类学的学科范式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向。以系统的田野方法论为核心,现代人类学取代了古典人类学,成为主流。这次学科范式的转变是一场由马凌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谋划和指导的“人类学革命”,其目标包括了走出扶手椅,即以田野经验取代摇椅上的人类学。因此,除了广为所知的功能主义学派对文化进化论和文化扩散论的替代之外,现代人类学方法论的确立也是这次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学科史的抽象式和跨越性的叙述方式,忽视了现代人类学田野方法论在形成过程中的丰富细节和诸多有价值的反思与讨论,詹姆斯·弗雷泽(JamesFrazer)和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Spencer)在这次范式转向中的历史贡献就是其中之一。

在摇椅人类学家和田野工作者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于弗雷泽和现代人类学之间关系持一种断裂性的观点,而基本依据则来源于对是否从事田野工作和是否具有明确的田野方法论的判断。这种断裂式的观点首先由马凌诺夫斯基自己提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陈述:他批评此前的人类学研究对于方法论和资料收集的科学性缺乏主动思考,而自己最初的田野工作也受此影响,陷入困顿;在意识到这些问题后,他为田野工作制定了新的标准,并结合后来的成功经验系统地发明了科学的田野方法论。此后的大多数学者基本上继承了马的看法,将他视为现代人类学和科学田野方法论的开创者。例如,库珀(A.Kuper)在他对现代英国人类学派的历史研究中,将年定义为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认为马凌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借助《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创立了这个全新的学派;库珀进一步地指出,马氏和布朗对于弗雷泽等古典人类学者的全面批判,实际上为他们的这次学科革新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批判的主要观点包括,弗雷泽等古典时期的人类学家不仅在态度上轻视田野调查,而且在具体研究工作中也脱离直接观察,对土著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缺乏方法论支撑的猜测和推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断裂式的历史叙述中被忽视的内容,但对于弗雷泽的见解却没有得到改变。库克里克(H.Kuklick)研究了马凌诺夫斯基之前的人类学田野实践,肯定了这些先行者在学科范式转变中的贡献,但弗雷泽依然被认为是从事理论推演的摇椅学者。我国的汪宁生、张丽梅等学者也将科学田野工作的起源追溯到博厄思等更早一批人类学家,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田野方法论创建过程中的更多细节,但对弗雷泽依然秉持了断裂性的观点,将他描述为完全依靠图书资料研究而“不屑于做田野工作”的古典学者。

斯宾塞则处于另一种状况,他对于人类学的实质性贡献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广被认可,但他对于方法论的贡献同样很少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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