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得白癜风能治愈么 https://m-mip.39.net/nk/mipso_4618054.html本文刊载于《ELLEMEN睿士》九月刊
原标题为《东京乒乓故事：中国教练在日本》
假如还在中国，他们是三代著名的乒乓球手。但成为“日本人”后，这一切变了，命运和制度像树枝剧烈地分叉，并席卷了他们的人生。
在东京的一周时间内，我们出没于这个岛国的无数球馆和训练场地，采访了第一个来日本的中国乒乓球奥运冠*韦晴光，采访了出生于中国乒乓球世家的著名球手李隽，采访了培养出世界冠*平野美宇的原河北籍教练王锐……
他们为何出走日本？在日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教出世界冠*能弥补自己运动生涯的遗憾吗？我们试图在东京找到答案。
韦晴光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留在日本。“我应该算第一个来的，年，中国的世界冠*都没有来日本的。”年汉城奥运会，乒乓球正式成为比赛项目，韦晴光与陈龙灿联手，为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
如今，这位奥运冠*和妻子石小娟住在东京都北区赤羽。这里是一片典型的日式生活区，安静、有序、平淡。他们的球馆也在附近，在一栋隐匿在连片住宅之中、没有明显特色的白色小楼里，天蓝色的“伟関卓球”招牌是周围最明亮的色彩。
韦晴光在“伟関卓球”教室门前
如果没有出国，奥运冠*的后半生是有保障的，通常可以回原籍当个副厅级的体委副主任，韦晴光的国家队队友中，蔡振华已官至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而在日本，他打拼二十年，才终于有了这间能并排摆下七张球台的球馆。
推开球馆的门，乒乒乓乓的对打声立刻打破了街区的安静。听到有人进门，正在学英语的韦晴光抬起头，透过老花镜上沿望向我们。他目光清亮凌厉，仍带有高手一招克敌的威慑力，但真的讲起话来，又直率爽朗，仿佛一切都可以付诸一笑。
每天四点半，中小学生下课后一小时左右，球馆就热闹起来。乒乓热在日本逐年升温，这家老板履历过硬、教球认真仔细、规模和设施在东京算是出众的球馆，现有的场地已不太够用了。“到我了到我了！”有小孩扑到球台上，抢着上场。
韦晴光说，尽管都土生土长在日本，华裔小孩和日本小孩还是有显著的区别：那些规矩沉默、怕教练的，多半是日本人，而第二代华裔，由于父母要很努力打拼才能在异国扎根，这种“厉害”的性格和做派，也多少遗传给了孩子。球风上的差异就要和日本教练教出的孩子比才能看得出来了，“队员一出手，一看走位、一个挥拍，就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教的”。
这就是韦晴光现在的每一天，把中国乒乓不可言说、精妙幽微的技术传授给热爱卓球的日本孩子，同时通过这项经年累月的工作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成为日本人”
在中国打乒乓，竞争大，出路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出国高峰中，乒乓球手们涌向海外，打联赛，甚至入籍打奥运。国家并不鼓励运动员外流，但默许一部分人出去，作为一种物质奖励。
乒协一度规定男运动员必须满28岁，女运动员满25岁，才能赴外交流。陈静、刘伟、王涛、乔红……都有海外打球经历。按韦晴光好友、同在东京的前北京队球手李隽的话说，“出来的全都是大腕儿，打得差的谁敢来呀”。世界冠*王涛也短期来过日本，当他把智能马桶盖扛回北京的时候，韦晴光看傻眼了。
年拿到奥运金牌后，韦晴光“没了目标”，已经想退役了，但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作为国家队队长打完了年亚运会。告别了高强度的训练生活，他想找个离家不那么远，打球也不那么累的地方休息一阵。
高手都想到欧洲淘金，去日本被认定为浪费青春，因为“水平太差”。但第41届世乒赛正好在千叶举行，去都去了，韦晴光决定留下来试试。时值经济泡沫极大膨胀，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成立不止一个体育俱乐部，棒球、乒乓球、马拉松……每个俱乐部都希望引进水平高的运动员，帮他们赢得比赛。
介绍人问韦晴光想去哪里，出生于广西的他不了解日本，也提不出什么要求，就说“热一点的地方吧，北方冷了受不了”。对方告诉他，南方的熊本有家LALALA公司，乒乓球队要人。他没多问就去了。
“我来一看，哇塞，傻了，这地方真是农村啊！田里盖一个楼，就在里面健身打球。”能待得住吗？回国吧？这两个问题，不仅石小娟问他，他自己也问自己。一问就是很多年。然而刚从四年一度紧绷的奥运周期中解脱出来，想休息的心阻挡了他们回程的脚步。
在LALALA俱乐部的“运动员生涯”，和在国内时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等待上场的时间，他睡着了也没人管，轮到他了，监督（教练）喊，“韦晴光起来啦！”他就上去，以最快速度解决战斗。
日本国内的联赛赛制规定外国运动员在团体赛中只能打一场，当时LALALA俱乐部所属级别只有8支队伍，所以韦晴光只需要上下半年各打7场球，其余时间想干什么都可以。
训练也是，下班后开始，一天就两个小时，下午六点半到八点半。韦晴光按以往的习惯六点就到，做做准备活动，可有时等到七点半都没人来，“因为都在加班”。加完班，“叮叮咣咣打几下就回家了”。他又傻了：“我说，这叫队伍啊？！我教都没法教。”
但是待着待着，就慢慢适应了。国家队有人叫他回去教球，他觉得“还没歇够”，歇着歇着，问的人也就不问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人来日本主要是帮企业队打球，而不是教球。
在日本打球的报酬虽然比不上德国，一年也有五六百万日元，比国内是高多了。韦晴光最初的计划是先待几年，赚点钱，回去办个退役仪式。然而年儿子出生，打乱了他的计划。儿子小的时候，他和石小娟每年带他回一次广西。广西缺人，世界冠*一个也留不住，他想回去试试吧，全家就回去了。
韦晴光形容自己是个顽固不化的广西人，二十六年来，每次回家乡都要背个冬瓜，再重也要提回东京。他也想不到，竟然有一天，会考虑入籍的事。儿子无法融入当地学校，没朋友，天天生病，夫妻俩不忍心看儿子受罪，就又回到了熊本。“算是为儿子牺牲了？”我问。他红了眼圈。
同时，LALALA也提议他加入日本国籍。“当年熊本有一个全国比赛，入籍就可以代表熊本县参加、去拿好成绩，公司社长拍胸脯承诺，保证我到六十岁退休都不愁。”
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挣扎：入籍意味着自断退路，但不入籍，又要留在日本，后半生就没有保障。他改姓了“伟関”，将自己和妻子石小娟的姓氏放在一起，生造出一个姓氏。因日本通用汉字中没有“韦”字，便改“韦”为“伟”，而“石”的日文发音与日文汉字“関”的完全相同，念SEKI。入籍不到三年，经济泡沫破裂，伟関晴光后半生的保障没了。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年4月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准备带队去外地比赛，临行前与社长告别，社长一如往常说了加油之类的话。星期天一早在赛场上，有人拿报纸给他看，上面赫然写着“LALALA公司倒闭，负债三千亿”。
“这时裁判喊我们上场，还上什么场啊，赶紧弃权跑回去，一万五千人的公司真的全部解散。疯了。”想到刚买的房子要还贷，还有儿子的好学校，韦晴光哭都哭不出来。“我和老婆说，怎么样，跑吧？”就这样拖家带口，北上东京。
走投无路之际，正好东京有一个举办奖金比赛的公司，韦晴光开始代表自己打比赛，一场一场赚辛苦钱。开始他打得不错，但是不到一个月，在一场比赛中“一个扑正手”，摔倒在地。“以为是扭到了，站起来，脚在那儿晃，跟腱断了，医院。”
奖金赛的规则是，上场就有钱，输了钱少，赢了钱多，但不上场就一分钱没有。“零啊！站在台上就给钱，但你站不住了啊！”绝望之际，韦晴光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然而后路早就断了，入籍时，奖励给奥运冠*的一套房子被收回，他那时不懂迂回，还去打官司，当然不可能赢。
医生建议他休息一年，但韦晴光没到半年就死撑着上场。坚持打了一年，“输得一塌糊涂”，但每输一场领一万两万的（现在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到一千二），基本的生活费算是赚到了。
在中国，韦晴光26岁面临退役；在日本，他为生存，打到了40岁。
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主要靠勤力和技术吃饭。乒乓就是他们的技术，顶级的技术。李隽来日本后几乎“怎么打怎么赢”，印象中就输过一场，输给了前国家队队友何智丽。
“真搞不懂，韦晴光怎么能在熊本待那么久？大农村的。”李隽这个直率的北京大妞晚来一年，第一站落脚横滨。她出身在乒乓世家，父亲是曾担任八一体操队总教练的李世铭，母亲叶佩琼则是乒坛名宿。而兄长李隼是王楠、张怡宁、李晓霞等的主管教练，一门四杰。
每一个来日本的人，仿佛都有一笔糊涂账。
李隽年从国家队退役，间或回北京队帮忙练球。日产汽车的企业队正好在北京队训练，带队的部长一眼看中了她。她想去欧洲，已经申请了德国，就婉拒了。对方也不放弃，邀请她先参观公司，彼此了解一下。她一想，“去日本玩一趟那就去吧。”
一去，每天就练一小时球，剩下的时间是吃喝玩乐，温泉、迪士尼……回北京后，晚办的日本签证下来得比德国还早了一周，她就这么阴错阳差地东渡日本。今年正好待满二十五年。
河北队的王锐退役后也想去德国，做梦都想。以运动员的身份打几年联赛，挣钱、延续并证明自己的价值。彼时，第一批去欧洲的乒乓球手已经满载而归。但不巧，合同签约期已经过了，得再等一年。他只能耗在队里，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
没人管，没人问，爱喝就喝。运动员是需要高度自制的职业。一旦放松下来，离职业生命的结束也不远了。舒服了一阵，王锐觉得不对劲，心理开始发慌了，月薪人民币，挣那么点，不是个事儿啊。连睡觉也害怕，迷茫到极点。
这时朋友问他，日本招陪练兼教练，愿不愿意去？他本能地排斥，再说，自己还年轻，还想打高水平的联赛，不想当教练。回去再一想，“不去你能干嘛啊？”朋友支招，“你先去一年，第二年再去德国，将就一下”。就这样去了大阪MikiHouse企业俱乐部。
还有在东京东池袋经营着“中国卓球”教室的孟祥瑞。年代，他退役前所在的辽宁队搞支援国外，教练会突然消失个一年半载，回来之后，带的球拍、胶皮、运动服都是最好的。“一问去的什么地方，日本。我也要去，我也要像我教练这样。”
于是他通过中日乒乓球界桥梁性的人物罗武汉联络出国任教的事，新泻县的体育协会每三年轮替一个重点项目，刚好年轮到乒乓球，需要年轻教练。“根本没有人来面试我，直接就签了，和*府签的，让我来新泻县县厅，为县里教高中生，备战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
初来日本的待遇都很好。日产汽车不仅有诚意，而且大手笔，李隽到了日本，吃穿住行都不需要操心，还有一个专职翻译。合同期是两年，期间她一场球没输过。期满后，她进入日本淑德大学学习营养学，并结识了从国内来做贸易的丈夫，结婚生子后便留在了东京。新泻县县厅给孟祥瑞六百万日元年薪，每天规定的工作时间却只有4小时，而且只需要专注培养有潜力的小球员。
“要是回北京，肯定比现在舒服多了”，但是李隽仍不止一次假设，“这儿什么都靠自己”。
儿子不满一岁，李隽着急复出比赛，“下队十年，还是不输球”，拿到了日本全国锦标赛的冠*。那时，小福原爱刚转成人组，在李隽这儿一局连5分都拿不了。改名小山智丽的何智丽也还在打。
在一场特别安排的对抗赛中，36岁的何智丽赢下了12岁的福原爱，心直口快的“乒乓女皇（日本媒体语）”赛后对媒体表示，像“神童”福原爱这种水平的球员，中国至少千人。
整整十八年，日本没有闯入过世乒赛的团体半决赛。年，日本国家队监督找到李隽，恳请她出征在大阪举办的第46届世乒赛。次年，已入籍的李隽与另一位前中国球员高田佳枝搭档，为日本女乒艰难赢得一枚女团铜牌。“现在肯定不会找我们来打，人家自己本土的水平高了嘛，用不着我们了。”
直到年，日本都非常依赖归化球员，最家喻户晓的就是小山智丽，这个在国内不肯让球、出走日本，继而接连击败前奥运会冠*陈静、乔红和邓亚萍，夺得亚运会乒乓女单冠*的叛逆人物。如果不是国籍问题，何智丽更像一部励志片的主角。但在民风保守的年，小山智丽这四个字，几乎等同于“国贼”。
自从年与《是是非非何智丽》的作者叶永烈决裂，她鲜少接受媒体采访。最近一次是两年前，与前去日本探访的北京记者正面相遇，只说不到三句话。有人说她抑郁，有人说她孤僻，有人说她无法相处。
“她没什么朋友，但其实比我们都好”，李隽和韦晴光是少有能与她保持关系的人。何智丽经常邀请两家人结伴旅游，最近提出8月去北海道的想法。
李隽总是一口回绝：“哪有时间跟你出去旅游去啊，我们这儿经营着呐，饭都吃不上了。”何智丽退役后去到了大阪，担任池田银行俱乐部乒乓球队的教练。
年乒乓球训练馆落成时，日本媒体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日本明仁天皇还曾来到这里视察，这是天皇惟一一次视察乒乓球俱乐部。她与池田银行签的是终身合同，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她比我们都幸福。我们打完了就完了，得重新创业，不创业的话，就没法生存。”李隽说。
与其他中国球员相比，王锐如今是融入日本社会最深的。但他最初面临的文化冲突也最剧烈。
MikiHouse是日本最出名的企业队，可以与青森山田学院相抗衡，是名副其实的国手输送机。俱乐部从年代就启用了中国教练，大约有六七个中国人同时在这里教球。这是王锐后来才了解的信息。合同很是随机，依赖缘分的牵引，就像韦晴光去了熊本，张本智和父母去了仙台。
“去熊本仙台肯定待不久，我本来就是农村来的，又回到农村，不愿意”。某种程度上，他又感到庆幸。
少年时，王锐打球的风格是盖亭式的三板斧，大力猛扣，脾气也躁。刚去大阪，他也跟监督吵，本身不情不愿，所以也不怕。第一年，日文一句不会，周围都是中国人，也没有学习的欲望，直到第二年转任教练。
陪练的月薪是25万日元，普通教练的话，则有30-35万日元。转任起初，他还是拿的陪练的工资，因为没有成绩。第三年，石川佳纯来了，拿遍了全日本同年龄段比赛的冠*，主管教练王锐的工资一下子涨得很高。
可是工资和话语权是两回事。日本人做事一板一眼，不太容忍变通。比如做预算，中国人习惯做一个笼统的表格。而日本人必须列明每一项开支，提前考虑各种变动的可能性。MikiHouse的监督尤其严苛，某种程度上，是他让王锐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在训练中给王锐极大的自由，但在行*上又要求他绝对服从。
年，石川成为全日本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年冠*，又拿了成年组的第三名后，MikiHouse公司举办了全社员颁奖晚会。晚会十分隆重，教练们站在台上，西装革履，全公司注目。当主持人走向王锐时，只是说，“他是主管与中国联络的人”，连“教练”二字都不提。
王锐呆立当场，“那么好的晚会，给你弄台上，却这么介绍”。回去的车上，他一声不吭，进了家门，抱住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
他再也不是那个在省队时跟主教练拍桌子的王锐了。他忍下来了。
俱乐部里的中国人来来去去，大多数都回国了，“师兄”刘斌现在已经是国家二队的主教练，而待了13年的王锐，有时候回过头，也会惊讶自己的耐性。
中国式教练
看中国人打得好，日本人培养自己的高手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他们逐渐把目光从引进球员移向了引进教练上。
孟祥瑞是第一批受邀去日本教球的中国人。
拥有三张球台的“中国卓球”教室，在一家印刷株式会社二楼，属于后者的产业。正门入口处原先有个简易招牌，“3·11”大地震时掉了，没有再挂，塞在杂物背后露出一个角。“我们是大隐于市，声名在外。”孟祥瑞把招牌扯出来给我们看，操着东北腔浓重的普通话，一本正经地调侃。
孟祥瑞“中国卓球”教室的招牌，“”大地震时震掉了，他没有再挂，塞在杂物背后露出一个角
球馆面积不大，一块帘子遮挡的空间就是更衣室，有一种中式武馆的江湖气。墙上挂有数幅体现主人价值信条的书法作品，更多的是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诸如马琳、王楠、马龙、福原爱的照片以及与球馆有关的媒体简报。
球馆要求会员们进出都换鞋，教练出门，哪怕只是买个便当，也要换掉运动短裤，这是日本式礼仪。但教球得还依照中国规矩，那些从小烂熟于胸的要诀就刻在最显眼的门梁上——“打球点探、弧线重视、体重移动、リズム作（注意节奏）”，都是些中式日语。他觉得手把手教球最有效，胳膊怎么放，拍子怎么握，先架着你，带到节奏起来了，再放手。
中国人教球细，这是李隽后来发现的，因为国内都那么教，没有比较。日本人的方式是反复练，自己找感觉，不停失误，直到打准，几乎没有章法。中国人则讲究细节，手形，板形，接球部位，“比如说你这个球没打上，你为什么没打上？你怎么着就能打上了”，得一步步拆解。
孟祥瑞准备了一个日历，学员约课，就直接在日期上标记
孟祥瑞教球是有经验的。年拿了一次全国冠*之后，没过两年，孔令辉、刘国梁两个留德回国的“秘密武器”一出，孟祥瑞感到自己“好像一个拿傻瓜机的碰上了拿数码单反的，没得打了”。
年，孟祥瑞回到家乡鞍山开了家球馆。“你知道谁在这球馆？马龙、李晓霞、郭跃！那时候他们才6岁，除了马龙，都不常来练，”孟祥瑞一拍大腿，“要知道他们能打奥运冠*我就不来日本了！”
年开始，孟祥瑞一个年轻人独自在异国生活，有无穷的力量无处释放，只能全部投入工作。每天四小时，下午4点到8点，一个星期休息两天，对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工作量太不饱和了。于是他自行取消了休息日，三年合同期内，一天都没休息。
在新泻，孟祥瑞得了个外号“*才教练”，队员都怕他。他想不明白，“我又不打不骂的”。他自己的教练是要打人的，有一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扇他嘴巴，等他反应过来，6个已经扇完了。
家长们心疼孩子，说孟教练，少练点吧，开始他也不理解，“我当年训练强度比这可大多了”，后来才知道，学生们早晨5点起床，6点出来上学，坐电车一个多小时，“以前是7点半练完，我老是给延长到8点半9点，人家回到家都11点了，再洗澡吃饭，作业还没写呢。”
合同期满，县*府破例给他延了一年，到第五年，当地学校想让他留着继续教，但给不了那么多钱，只能出*府一半的工资，年薪约三百万。孟祥瑞一想，刚来日本的时候，生活、语言，全靠学校其他教练和学生家长帮忙，“就当报恩吧”，又待了三年。
然而和学校签约就没那么简单了。和*府签约时，可以只重点培养那几个有潜力的队员，让他们打出成绩就行，作为学校教职员工作，最重要的则是公平。“每个人要平均分配时间，你教哪个孩子教少了，家长可以投诉你。”
日本的规矩是，一年级新生要捡球、打扫卫生，还轮不到上球台打球，二年级开始上球台了，三年级的8月份之前有全国预选赛，要是赢了就有机会争取大学免试录取，赢不了就得去学习备考。
孟祥瑞算下来，不到一年半就得出成绩，压力很大，一个月发一次烧。待到第十年，他觉得继续“报恩”不是办法，就辞了职，先是在TSP乒乓球品牌公司贸易部干了一阵，负责中国业务，后来觉得还是喜欢乒乓球本身，就去了乒乓球名校仙台育英高等学校做教练。
在仙台，孟祥瑞碰上了史无前例的“3·11”大地震。“我们前面和后面的城市都被冲了，海啸一走，我们回来，全是尸体”，生死浩劫，他毫发无伤地活下来了。
“根本就顾不上害怕，我们老说天崩地裂是吧，什么叫天崩？天空就是一个洞，转着圈，瓦蓝瓦蓝的，就这么一个大洞，蓝得不得了。然后突然开始下雪，下完雪，又变回那个瓦蓝瓦蓝的洞。”
地震海啸过去后，断水断粮，孟祥瑞开辆大车挨家挨户为学生找吃的，土豆、水果、应急食品，有的全往车里放。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六点，他拉了一车食物到学校。学生们关心他，专门在一个箱子里留了吃的，写上“孟教练专用”，但他一觉睡醒，箱子没了，吃的一个也不剩。“我当时就想，人呐，没吃的真就变成了动物。”
东京也深受震灾影响，当时“车都停在路中间没人管，到超市一看，全空了，我的妈呀，这不是战争了吗？”韦晴光带着全家先跑到大阪，再从大阪买了比平日贵三倍的机票回到广西。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那个回国还是留在日本的永恒问题，“球馆空着没人管，也得付租金呀，还是得回来继续干。”
高桥兴与高大、壮实，今年69岁，是一家建筑事务所的董事长。迷上打乒乓球十几年，他早上四点起床，工作到八点，出发去公司给下属布置工作，然后开始打球。他加入俱乐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很多比赛，但一直没拿过冠*。两年前，他开始跟着孟祥瑞练习，终于在今年2月，超龄前的最后一年，拿到了日本六十岁年龄组的全国冠*。
“中国卓球”教室里，高桥兴与和尹艳萍在切磋步法
“高桥人很聪明，不明白就问我，然后拼命练，练完再去打，赢了就继续这么练，没赢就调整。”孟祥瑞说，这位老人深受风湿困扰，刚开始站都不太站得稳，他就教他怎么不动来打球，打着打着，能动了，毛病也好了大半。
老年爱好者是孟祥瑞的重要客户，因此他的球馆备有日本人发明的44号球，特别大，球速慢，容易打，而高桥是最勤奋的学生之一。球馆10点正式开业，但由于不锁门，他往往9点半就到了。
有时候孟祥瑞的朋友、也在东京做教练的原北京队队员尹艳萍来串门，高桥就和她比赛。两人都很较真，哪个球没接到，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小孩与老人，是日本乒乓球最强大的群众基础。
李隽刚退役时，也是陪老头老太太打，捎带着教自己儿子，没想到儿子有点天赋，打出了成绩，跟来一批生源。她还是没想要培养什么选手，但全国比赛带出去输了球，她不干了，“凭什么我们输啊？得赢他们啊！”慢慢就把那个劲儿给斗起来。
在东京，李隽的羽佳球馆是名气很响的，响到爱知县的球手，每个月都要坐新干线来练。她也在暑期举办中日乒乓球夏令营，吃住就在运动品牌蝴蝶（Butterfly）公司的训练楼里，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仙台、大阪、名古屋、岩手、兵库、山形……楼上没地儿住了就住在楼下。
蝴蝶只赞助了两家少年乒乓球俱乐部，东京的羽佳，还有一家在仙台，是张本智和父亲张宇的俱乐部。
蝴蝶公司的训练楼里，李隽带领羽佳球馆的小学员训练。孩子们年龄、水平参差不齐，李隽勾着腰一个个喂球，手把手教球，20分钟一轮。
你不能把日本的球馆想象成北上广的体育中心，实际上，它们普遍就只是前店后家的规模。羽佳球馆在一楼，李隽住在二楼。新开业的第二家球馆在地铁附近，5分钟路程，也只有三张并排的球台，间距并不宽敞。但她兴奋得不得了，“位置很好”，说“很”的时候，她拖长了尾音。
我们见面的那天，她正带着小选手在强化训练，备战8月中旬在东京体育馆举办的全国六年级以下团体赛。孩子们年龄、水平参差不齐，李隽勾着腰一个个喂球，20分钟一轮。这一天，尹艳萍也被叫来帮忙，她是李隽在北京队的师妹。两个教练，16个学生，场面热烈而有条不紊。孩子们对打时，家长帮忙拾球，轮到自己孩子与教练一对一了，就站在身后用手机录下教学视频。
有志于乒乓球的日本孩子一般从四五岁开始练习。前几天球馆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两岁的孩子也要来，“先看看吧”，李隽没拒绝，也没答应，“两岁太小”，她自己是从7岁开始练球的。她采购了几张小球台，比正常球台矮10公分，专供8岁以下的孩子练习。
前几天，尹艳萍还在位于JR小岩站附近的鹿骨区役所教两个退了休的爱好者打球。役所二楼的一间活动室每周四专供乒乓球训练，下午一点开始，老人们自己搭球台、拉球网，先相互喂球活动身体，再开始比赛。对战的激烈程度绝不输给眼前的这些孩子。其中一位老人已经79岁了，心脏还动过手术。
中午12点，训练间歇，李隽就着白水吃着饼干，应付着当午餐。问她日本的乒乓球到底有多热？她指着胸口的位置跟我们说：“张本那么点儿孩子，就这儿一个小商标最少一千万，最少啊，他不止一个牌儿，最少三四个”，她指的是赞助商。这在她打球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很多年来，乒乓球在日本只是小项目，还是个成绩不好的小项目。
而现在除了中国，只有在日本能通过乒乓球养活自己，甚至能出名。今年，日本最大的出版公司倍乐生株式会社面向小学生做了一份关于“最希望从事的职业”的民意调查，“乒乓球选手”名列第二，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偶像的力量呗”，李隽想了想，列出长长的名单：福原爱，水谷隼、平野美宇、张本智和……”他们的背后是更长的一串中国教练和陪练名单。
“张本智和”现象
王锐代表了中国教练在日本可以企及的最高成就。他就是在亚锦赛战胜丁宁、朱雨玲和陈梦的中国大劲敌平野美宇的教练，也是日本乒协中，唯一一位中国教练。
今年，他和韦晴光双双与精英学院签约，分别担任男女队主教练。精英学院是日本申奥成功后，奥委会专款成立的训练学校，类似国家青年精英队的性质，为奥运输送选手。精英学院离赤羽站不远，离韦晴光的球馆很近。
乒乓球教练组共8人，男女各4人，女队全部启用中国教练。男队则有2人，除了韦晴光，就是张宇。目前女队的王牌是平野美宇，男队则有年仅14岁的华裔选手、日本乒乓球明日之星张本智和。
韦晴光在给球拍贴胶皮
“伟関卓球”教室里，学员在练球
穿着“伟関卓球”专属训练服的小学员在看别人练习，远处墙上挂着的队旗上写着卓球教室的队训“有心入*”
中文是这里的通行语言。每一天，运动员们都得跟着教练学习30分钟到1个小时。“学校规定的二外是英文，到我们这儿，变中文了”，王锐调侃。学习以体育用语为主，因为乒乓球的很多术语必须用中文表达，比如“飘它一个”，就很难用日语对应。“脚下”则是个高频词汇，而吼一嗓子“撑住”，最醒神。但孩子们学烦了，就会问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比如“你喜欢什么？”“‘我不想训练’怎么说？”
从福原爱开始，日本高水平的运动员几乎都会来中国训练。MikiHouse的小队员们每年到中国集训，最长的一次三个月，中国教练要找房子、请保姆、管训练，一条龙服务。王锐自己租房子住在队员隔壁，每天连菜色也要管，小姑娘们辣了吃不了，油大吃不了，他也不惯着，反正西红柿炒鸡蛋总是要吃的。
精英学院的球员们每年寒暑假也去中国。而有特别经费的平野美宇，只要没比赛就得去。去年，她甚至参加了3个月的中国超级联赛。某种程度上，平野美宇和张本智和都是中日合力培养的产物。
王锐在精英学院的运动员照片墙
他们背后的中国乒乓人，为了生存来到日本，又为了职业荣誉在日本耕耘。年，24岁的王锐从河北队退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一直就只有两条出路：进国家队，拿世界冠*；到海外挣很多钱回来，起码也是荣归故里。
王锐没进过国家队，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他身体好，球风凶，两次打到全国少年锦标赛前8名。但不成文的规矩是：前4才可以进国家队。有些人第一年前16，第二年就闯入了前4。他没这个运气，偶尔翻出来的泛*照片，前8的选手中，除了他都进过国家队。对手中，有马琳和王励勤。
他把志气都用在了教球上。刚加入精英学院，他就遇上了瓶颈期的平野美宇。这位乒乓神童打惯了四平八稳的小孩球，技术上很难再突破了。王锐的教法是，加强速度和力量，用腰腿发力。改打法是要冒风险的，最初简直是溃败。年世锦赛第一场，平野美宇0:4输给一个从来没输过的对手，下场哇哇大哭。
王锐开导，“不改也得改，不然打不了一流选手”。嘴上说得坚决，心里却是动摇的：“我干嘛弄她啊，我不改，谁也埋怨不了我，她高手赢不了，低手也输不了”。同行隐晦地劝说，“乒协不光是成绩，还有自己的位置，看问题要‘宏观’一点”，意思也是别改。
“不改要我干嘛呀”，他憋着劲儿。平野美宇性格倔强，有时候表面同意，但行动不跟上。他只能比她更犟，一遍遍讲，讲到她去做为止。一年后，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女单冠*。
韦晴光和王锐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麾下成员能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要是奥运会能拿一枚金牌，我们的生活就不愁了，我也和国内原来的队友开玩笑，中国队不要全拿了吧，否则我们在国外都没法生活，给一块就够了。”
有时候，玩笑不那么好开，当身份敏感时。
第一次见面时，王锐在北京。我们约在五道口的一家日料店。“训练5:30分结束，不知道能不能准点赶来”，他特意
